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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绳彩飞扬”助力校园特色体育******

　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学校：

　　“绳彩飞扬”助力校园特色体育

　　近日，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学校操场上，学生们随着大绳和小绳的翻飞，机智地跳跃、跑动，笑意写在脸上、快乐洋溢心中。这是该校学生正在备战全国跳绳联赛训练的场景，而全校开展跳绳活动正在成为学校的一道风景，“人人会跳绳、天天有比赛、班班有队伍”局面已经形成。

　　从2018年9月开始，历山学校着力研发实施“绳彩飞扬”特色课程体系，在“以绳健体、以绳会友、以绳促德、以绳增智”的理念引领下，学校以学生体质健康为中心，以体育课堂为载体，以阳光大课间为补充，以“绳彩飞扬”为主题，充分发挥花样跳绳特色项目的育人作用，将校园特色体育文化建设与学校整体文化育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，为学生健康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“绳彩飞扬”课程推动学校特色体育文化发展

　　近年来，历山学校结合本校实际情况，遵循学生年龄阶段的发展规律，加强对跳绳运动传统文化的传承，引导学生逐步了解跳绳文化，不断丰富跳绳课程内容，同时，将跳绳与音乐等学科相结合，借助音乐的旋律，提升学生对韵律的欣赏和对节奏的把握；立足实践探索编制花样跳绳绳操“绳彩飞扬”课程教材，在学校大课间推广，激发学生跳绳的兴趣，为校园特色文化打好基础。

　　除了提升学生们的技能，学校还注重跳绳知识和礼节等相关体育文化的教育，将花样跳绳技能教学渗透到体育教育中，由“戏”过渡到“育”的阶段，其内容和形式不断发展变化。同时，学校注重跳绳组合形式等方面的探索与研究，使花样跳绳运动朝着多样性、娱乐性、观赏性的方向发展。经过大量的“练”和“赛”，不仅学生之间的默契配合度得到提升，团队合作意识与能力也得到增强。

　　学校还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，利用花样跳绳社团弥补学生“练”“赛”的不足。为提高学生兴趣，学校专门成立了“跳绳社团教师指导小组”，以帮助各学习小组的教师学好每一个动作。同时，学校还加大对课程理论的学习研究，参与编写《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跳绳教程》《花样跳绳》校本教程教材，申报课题“跳绳运动对提升小学生体质健康的实践研究”等。

　　多种方式推动“以赛促练，以练促学”

　　学校充分考虑跳绳场地较小的特点，利用“天天跳绳”软件，组织全校线上跳绳比赛，组织学生参加山东省第一届线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，为学校线上体育教学发展提供了更多借鉴和经验，让“以赛促练”成为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路径。

　　结合学校体育教学实际，学校着力推进“以赛促练，以练促学”活动。第一学期低年级以“一分钟并脚跳”为主，高年级以“8字绕”为主；第二学期学校组织体育节、跳绳吉尼斯活动。同时，借助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办学优势，2021年，学校承办了“童心向党，绳彩飞扬”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跳绳比赛，让整个校园因花样跳绳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。

　　“绳彩飞扬”助力学生全面成长

　　通过特色体育文化引领，学校的体育工作实现了质的提升。

　　2021年学生体质健康综合评价达标率为96.34%，其中一分钟跳绳达标率高达99.61%。从2018年开始至今，历山学校花样跳绳队在全国跳绳联赛、全省全民健身运动会、全省中小学生线上跳绳比赛、济南市中小学生跳绳比赛上屡次取得优异成绩：18次获得全国跳绳联赛第一名，连续4年获得山东省特等奖，学校“绳彩飞扬”活动获得历下区“阳光大课间”活动评比第一名，学校被评为“山东省校园跳绳推广学校”。

　　（作者：辛吉荣 王欣欣，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学校）

　　《中国教育报》2023年01月10日第9版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